在东北烈士纪念馆幽谧的展厅里，一张印在展板上的黑白照片，在明暗交错的光影中静静悬垂——赵一曼坐在高背藤椅上，怀中的稚子宁儿天真烂漫。
照片里透着的安宁，永远停驻在1930年的某个时刻，那时哈尔滨的丁香还未沾染硝烟。然而，当九一八事变爆发后，东北大地陷入了黑暗的深渊，这位母亲便决然奔赴抗日战场，她怀中的孩子已托付给亲人。
展厅内的灯光，将参观者的身影拉得漫长，长得仿佛能一步跨回1936年那个血色的黎明：在珠河县（今尚志市）小北门外的刑场上，赵一曼高唱《红旗歌》慷慨就义。那颗穿过她胸膛的罪恶子弹，最终在历史的天平上，化作了审判侵略者的千钧砝码。而那张母子合影，终成为穿越时空的见证：一个母亲最柔软的牵挂、一位战士最坚硬的骨头、一名党员最忠诚的信仰，原来可以如此完美地熔铸成同一个灵魂。
黑土与信仰
也许有人还不知道，赵一曼原名李坤泰，又名李淑宁、李一超，本是四川宜宾的一位富家千金。1905年，当这个川南女孩呱呱坠地时，谁也不会想到，二十多年后熊猫配资，她会跨越千山万水，在东北的冰天雪地里追寻信仰之光。
展开剩余87%翻开赵一曼的人生履历，从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，到1926年成为一名中共党员并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，再到1927年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……那些在进步书刊上读过的真理，渐渐化作她血脉里奔涌的信仰，串联起她革命的足迹。
1928年冬，当党组织安排赵一曼中断学业、提前回国工作时，她已经身怀六甲。妊娠反应折磨着她的身体，丈夫陈达邦虽万分不舍，但也尊重妻子的选择：“党的决定，不能还价。”这句话，从此成为她一生的注脚。
回国后，赵一曼辗转于湖北、上海等地。当九一八事变的枪声撕裂了东北的天空，党组织的一声召唤，赵一曼便只身北去。1932年的风裹挟着江南烟雨，赵一曼从上海码头登上了轮船，经大连前往沈阳，后到达哈尔滨。从此，赵一曼将在这片沦陷的黑土地上，用血肉之躯浇筑一座不朽的丰碑。
彼时，哈尔滨正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。骄横跋扈的日伪军警宪特乘电车从不买票，甚至对电车工人拳打脚踢，工人们却连最基本的工资都被克扣。
1933年4月，当又一名电车工人被打得遍体鳞伤时，压抑已久的怒火终于爆发。在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下，时任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的赵一曼连夜组织电车工人开会，她以工人的觉醒为纸，以罢工的口号为墨，将入党时的誓言一笔一画重新描绘——画漫画、写标语、刻印《告哈尔滨市民书》……一夜之间，揭露日伪统治罪行的纸张贴满了大街小巷。一辆辆瘫痪的电车仿佛变成锁链，紧紧缠住侵略者的手脚。
大罢工最终取得胜利。赵一曼用知识分子的智慧、革命者的勇气、党员的赤诚，在北国播撒下抗争的火种。当第一辆复工的电车重新出发时，叮当叮当的车铃声穿透云霄，仿佛一名战士对祖国最炽热的告白。
在血色浸染的1933年，赵一曼将汲取的知识、立下的誓言，都化作了满腔爱国情，写下了那首流传后世的《滨江述怀》：“誓志为人不为家，涉江渡海走天涯。男儿岂是全都好，女子缘何分外差？未惜头颅新故国，甘将热血沃中华。白山黑水除敌寇，笑看旌旗红似花。”
这些诗句，如同黑暗中点亮希望的火把，从哈尔滨一直燃烧到珠河县的密林深处……
1934年，操着南方口音、身体瘦弱的赵一曼来到珠河县。夜晚，山风掠过密林发出簌簌声响，仿佛在问这个倔强的灵魂：割舍襁褓中的幼子，投身于烽火连天的东北抗日战场，值得吗？而正是这份“誓志为人不为家”的忘我抉择，让赵一曼在东北雪原上挺过了更残酷的考验。
赵一曼心中的信仰之火，在珠河县终成燎原之势。越来越多的民众被她鼓舞，拿起武器，成为最勇敢的战士。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人——在危难中前行，用生命守护信仰，以忠诚铸就丰碑。
红装与白马
四季流转，赵一曼早已将巴蜀的温婉淬炼成北疆的坚韧。她的足迹踏过三股流的密林、铁北区的雪原熊猫配资，像一簇不灭的火苗，在日军的围剿中顽强地跳跃。
初到铁北区时，战士们并不知道这位瘦弱女子的姓名。彼时，赵尚志在珠河一带已是威名远扬，两人在抗日战场上肝胆相照，赵一曼的名字便是从这个时候叫起来的。
一次，战友朱新阳问她：“你为什么叫赵一曼呢？”赵一曼答道：“我喜欢‘一’字，所以给自己起的名字都带个‘一’字，一超，一曼，意思指一生革命，一心一意，一贯到底，绝不改变……”
这个名字，自此化作了一面精神旗帜，在历史的天空猎猎飘扬。
在赵一曼屡次创下的战果中，1935年的关门嘴子伏击战可谓光辉的一页。
这场战役源于赵一曼得到的一则情报：一队日军从珠河县出发，前往铁北区关门嘴子一带“讨伐”。
赵一曼召集农民自卫队，部署了精密的作战计划：拿快枪和土炮的队员埋伏在最前边，攻击敌首；拿大刀和长矛的队员埋伏在后，截断敌人后路，夺取武器。
风送来远处马蹄声的碎响，似乎每一片树叶都在等待她的号令，准备谱写新的传奇。
就在敌人走近伏击圈时，枪声在密林间炸开，日军指挥官如枯叶般从马背上坠落，敌人被打得措手不及，像被惊散的蚂蚁，扔下枪支、子弹，落荒而逃。
此后，这支由赵一曼组建的农民抗日武装，就像一把锋利的匕首，不断向日寇出击。
1935年，赵一曼出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二团政治委员。最初，许多战士都十分疑惑：这个南方女子瘦弱的身躯，能经得住这战场上的血雨腥风吗？
赵一曼不仅用实际行动打破了所有人的疑虑，就连敌人都对她“赞叹不已”。
一次，在侯林乡的山谷里，部队被日寇重重包围，激战一天一夜也未能突出重围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敌人背后突然传来枪声，只见赵一曼骑着白马，率领援军，如利剑般刺入敌阵。她手中的双枪，射出愤怒的火焰，把敌人的包围圈烧出一个缺口。日寇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阵脚大乱，节节败退。
战后，日寇也不得不承认，这个看似柔弱的女子，比最勇猛的战士还要令他们胆寒。交通员从白区带回的报纸上印着“女共党赵一曼红装白马驰骋哈东攻城略地危害治安”的字眼，并描述她是“红衣女将”“双枪白马猖獗于哈东地区”，将她与赵尚志一同列为北满地区需要剿灭的“大匪首”。
然而，这位令日寇闻风丧胆的“红装白马女政委”，却未能看到最后的胜利。
一次战斗中，赵一曼左臂中枪，在侯林乡西北沟老于家窝棚前养伤。可是叛徒的出卖，让这个最后的庇护所也失去了安宁。1935年11月22日，枪声划破了山林的寂静，在近两个小时的殊死抵抗中，赵一曼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，直到腿部中弹昏迷。鲜血染红了积雪，在这片她战斗过的土地上留下了鲜红的印记。
北风呜咽，带走了这位巾帼英雄的自由，却带不走她留在这片土地上的精神火种。她的被捕，不是抗争的结束，而是又一面旗帜的升起—这面用忠诚与勇气织就的旗帜，将继续在东北雪原上飘扬。
赵一曼和儿子宁儿（陈掖贤）的合影 资料图
母亲与牵挂
如果不是日伪当年留存的档案，很难想象被捕后的赵一曼究竟经历了什么。但可以想见的是，敌人的监狱，一定冰冷得深入骨髓。
主要负责审讯的日寇大野泰治，瞄准了赵一曼最脆弱的部位，故意用皮鞭狠狠抽打她的伤口，鲜血浸透她破碎的衣衫，黏在伤口上，又被下一鞭硬生生扯开。
赵一曼咬紧牙关，不肯屈服。见酷刑无效，大野泰治等人用“不是人能够想象出来的魔鬼之下流、变态、残暴、狠毒”的残忍手段对赵一曼继续拷打：她被高高吊起，拔掉手指甲，凿断牙齿，电刑器灼透五脏六腑……
然而，赵一曼仍拒不交代党的秘密，只留下一句坚定的誓言：“我的目的，我的主义，我的信念，就是反满抗日！”多年后，大野泰治，这个曾经残暴的施暴者，在忏悔时表示，自己最终被赵一曼顽强的意志所折服。
因多次受刑，赵一曼腿部伤口恶化，生命垂危。日寇由于没有得到有用的情报，并不想让赵一曼就这样死去，于是将她送至哈尔滨市立医院（今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）进行治疗，还在病房外增派守卫。但日寇不知道的是，真正让他们无奈的，不是这个虚弱的身躯，而是她心中那比刀剑更锋利的力量，那是用信仰淬炼的灵魂。
住院期间，赵一曼以革命者的智慧，悄然瓦解了敌人的防线——她将日寇在中国的暴行、百姓遭受的苦难，一一写在纸片上，偷偷交给伪警察董宪勋和护士韩勇义。在她的感召下，两人坚定了反满抗日的决心。
1936年6月28日，董宪勋和韩勇义成功帮助赵一曼逃跑。6月30日清晨，天边泛起微光，就在赵一曼以为这光亮将冲破命运的黑暗时，远处，敌人的追击声却如惊雷般响起。那近在咫尺的自由，终究被碾作尘埃，赵一曼再次被捕。
此后，赵一曼被关押在伪满哈尔滨警察厅（今东北烈士纪念馆），再次受到日伪警察灭绝人性的摧残。
敌人始终无法理解，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不肯屈服。他们永远不会懂得，这种超越人类极限的折磨，恰恰是对“甘将热血沃中华”的铮铮誓言的最好诠释。直到最后一刻，赵一曼仍用破碎的身躯证明：对党的忠诚，比死亡更坚硬。
一个月后，一无所获的敌人决定将赵一曼押送至珠河县公开处决。
1936年8月2日，赵一曼，这位年仅31岁的母亲，为民族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。行刑前，赵一曼在火车中，诉说着最温柔的诀别：“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，实在是遗憾的事情……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……我最亲爱的孩子啊！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，就用实行来教育你。在你长大成人之后，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！”
赵一曼写给儿子宁儿（陈掖贤）的绝笔信，后由陈掖贤誊写 东北烈士纪念馆供图
月影孤守，阴阳两隔。数千里外，她的丈夫再也等不到妻子的消息，哭泣的孩子再也无法得到母亲的亲吻……
“无情未必真豪杰，怜子如何不丈夫。”赵一曼没能成为一个寻常的母亲，可她用生命为千万个孩子换来了不必在敌人刺刀下战栗的明天。
多年后，宁儿终于在东北烈士纪念馆读到了母亲的这封遗书。如今，它已然成了最锋利的刀，剖开历史的真相，让人们看见那颗仍在跳动的心脏。那些被鲜血浸透的字句，不仅在岁月流转中舒展成最温柔的叮咛，更是对民族觉醒与复兴最永恒的牵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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